汪丁丁
(2001年6月)
在浙江大学讲授"制度分析基础"，我反复思考，决定从康德《逻辑学》开始讲，为的是给学生们一个扎实的知识论引导。然后讲述"一般社会科学"，批评了目前普遍存在的两个极端：把社会科学混同于"科学"，或者把社会科学混同于"人文"。一个极其简单而且强有力的事实是：社会科学是介于"科学"与"人文"两类知识之间的学科，偏废任何一方都导致对"社会科学"的阉割。目前，这门课进行到了"制度经济学"部分，刚好读到一位权威经济学家及其肉麻吹鼓手的以时髦话语夹带着《南方周末》般的媒体霸权泼洒到大街上来的关于博弈论以及数学的荒唐文字，这些文字是我见过的最令人震惊的语言的暴力，马上让我想到张铁生交的那“白卷”，那个无知与狂妄所造就的"白卷英雄"，文 化革命的语言，文化革命的情结，文化革命的肤浅。警惕吧，朋友们，肤浅与狂妄，从来都是野心家的标记，从来都是人类文明的灾星。
康德（《Logic》）为"概念"刻划出在四个方面的逻辑彻底性：（1）普遍性（quantity），（2）特异性（quality），（3）真理性（truth），（4）确定性（certainty）。进一步，康德指出，学者必须依靠自己的判断力，根据所研究的概念在上列四个方面的特征，选择他应当使用的研究方法。例如，越是表现出特异性倾向的概念（审美感受、个性化消费、阅读及各项知识的消费与生产），越不能使用数学方法，因为量的普遍性会掩盖了质的特异性。但当研究对象及其概念确实表现出相当的普遍性时（标准商品的生产、货币化的价值、研究对象的物理和化学性质），数学方法的使用可以澄清我们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最终获得笛卡儿说的"直觉的理解"，可以把直观所无法呈现的各种奇异后果呈现给我们。
数学，或者按照罗素的看法，作为逻辑的延伸的数学，它能够呈现给我们的各种定理无非就是逻辑上的"永真式"，或者"同义反复"，或者，如果我们愿意使用语言暴力的话“废话”。可是，数学的功能恰恰在于把同一因果关系的表达式转换为对特定研究者而言更加清晰的表达式，从而研究者得以发现以前看不清楚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我们的那位自认亚当.斯密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及其肉麻吹鼓手，当他们向我们指出博弈论或数学对经济学没有意义的时候，他们并不解释为什么如此多的经济学家在努力地要把握更深入的数学知识，他们或许无知到了并不明白博弈论是怎样帮助我们理解"一般均衡"的逻辑结构的，他们更加不愿意承认，作为平凡的人，而不是狂妄地要去充当我们的"上帝"，他们与我们一样，不借助博弈论和一般均衡理论就无法把握"效率"的真实含义。
当我研究"知识过程"的经济学时，我意识到，我需要更加高深的，以代数结构为对象的数学工具。事实上，我们不再能够把"知识"划分为毫无差异的一个一个的"知识单位"，因为仔细探讨不难看到，"知识"，如果按照奎尼的"可观测语句"来划分的话，它的每一项的内容和作用都会不同与其他各项的内容和作用。换句话说，对知识这一概念，康德所论的"特异性"超过了"普遍性"，成为概念的逻辑彻底性的主导方面。所以，为了更清楚地理解关于知识的经济学（例如语言与符号交往的"一般均衡"格局），我们需要把通常欧氏空间里的不动点定理扩展到一般拓扑空间里去，而且，我们需要研究知识群项的代数结构，以便，至少在我的设想中，可以把知识进行“分类"，就好像我们处理几何图形那样，进而，我们可以研究各类知识的经济学性质（参见汪丁丁2001年文集《记住"未来"》）。
经济学家应当如何对待数学？康德作为他那个时代出色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已经出色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不懂得哲学和不思考方法论的人，其实往往落入最糟糕的哲学和方法论的泥坑。因为，毕竟，在我们之前已经出现了许多天才，如哥德指出的：我们在每个方向上提出的每个问题，我们的前人都提出来过。只有最简单的头脑在最狂妄的心态刺激下，才会把经济学对哲学和数学基础的关注当做"文化废料"胡批乱骂一通。我们反对数 学的滥用，我们更加反对数学的"白卷英雄"对数学的批判。